北京青年国际文化艺术协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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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使命锁进制度：访问荷兰菲赫特（Vught）贝亨庄园（Landgoed Huize Bergen) 随笔——北京青年国际文化艺术协会受邀访问记

从阿姆斯特丹向南，火车经过斯海尔托亨博斯('s-Hertogenbosch），再转车到菲赫特（Vught）。窗外是北布拉班特典型的平缓风景。我们作为北京青年国际文化艺术协会的代表，应荷兰贝亨庄园（Landgoed Huize Bergen）与若望鲍思高基金会（Joannes Bosco Stichting）之邀而来。出发前，我只知道这是一家酒店、一座庄园、一个“社会企业”案例。真正走进那片十六公顷的英式园林时，才意识到：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机构参访，而是一次关于“非营利如何可持续”的现场课。

车拐入林荫道，主别墅慢慢出现。它不像商业酒店那样急于展示自己，更像一座被时间保管得很好的家族宅邸。1916年，范弗利辛恩－罗森堡家族（Fentener van Vlissingen–Roosenburg）委托建筑师约翰·威廉·汉拉特（Johan Wilhelm Hanrath）建造了它。1927年，家族的女儿夏洛特·伊丽莎白·范伯宁恩（Charlotte Elisabeth van Beuningen）与丈夫威廉·范伯宁恩（Willem van Beuningen）搬入。此后近百年，这座庄园的命运，就与一个词紧紧绑在一起：社会目的。

接待我们的基金会成员先带我们看主别墅和科茨豪斯马车房（Koetshuis）。两栋建筑都是荷兰国家文物。墙上挂着老照片：1930年代为菲赫特（Vught）贫困工人建造住房，翻修市政厅，二战期间向菲赫特集中营（Kamp Vught）囚犯提供食品包。夏洛特·伊丽莎白·范伯宁恩（Charlotte Elisabeth van Beuningen）组织的那些食品包，后来被纳入夏洛特·伊丽莎白·范伯宁恩基金会（Charlotte Elisabeth van Beuningen Fonds）管理，至今仍运营约170套社会住房。菲赫特（Vught）社区还设立了“范伯宁恩奖章（Van Beuningen Penning）”，表彰对社区有非凡贡献的公民。

我站在照片前想：很多家族庄园的故事，到第二代、第三代就变成产权纠纷或出售新闻。但这里的故事，在1949年拐了一个弯。

1948年威廉·范伯宁恩（Willem van Beuningen）去世。1949年，夏洛特·伊丽莎白·范伯宁恩（Charlotte Elisabeth van Beuningen）决定出售庄园。她没有选择出价最高的人，而是给交易设了一个不可协商的条件：庄园必须服务于社会目的。同年11月23日，庄园出售给斯海尔托亨博斯教区（Diocese of ’s-Hertogenbosch），条件是改造成教育中心。1950年，庄园转售给圣母领报平信徒机构（Maria Annunciatie），正式成为培训中心，开设产妇护理培训、生活学校，并承办荷兰天主教体育联合会的青年营。也正是在1950年，“贝亨庄园基金会（Stichting Huize Bergen）”成立，专注于青年成人的培育工作。1976年夏洛特·伊丽莎白·范伯宁恩（Charlotte Elisabeth van Beuningen）去世，但她留下的“社会目的”条件，成了这座庄园此后七十余年不可动摇的治理基因。

交流中，基金会的人把这段历史概括为“一个家族，三个基金会”的接力。夏洛特·伊丽莎白·范伯宁恩基金会（Charlotte Elisabeth van Beuningen Foundation）延续社会住房与社区关怀；贝亨庄园基金会（Stichting Huize Bergen）承接教育与青年培育；今天的若望鲍思高基金会（Joannes Bosco Stichting），则在更完整的治理结构中，让庄园的商业运营与社会使命同时运转。三个基金会像三根接力棒，没有一棒掉在地上。

这让我格外好奇：它今天到底怎么运转？

答案在会议室里被慢慢展开。若望鲍思高基金会（Joannes Bosco Stichting）的法定目标有两项：一是资助布拉班特地区需要“背后推一把”的年轻人的项目；二是保护文化遗产，尤其是其历史继承的遗产——特别是菲赫特（Vught）的贝亨庄园（Landgoed Huize Bergen）。基金会通过全资的若望鲍思高控股公司（Joannes Bosco Beheer B.V.），100%持有贝亨庄园运营公司（Huize Bergen B.V.）和德斯普雷乌尔公司（De Spreeuwel B.V.），由后者实际运营两家酒店及会议场所：菲赫特（Vught）的贝亨庄园（Landgoed Huize Bergen）和韦斯特尔贝尔斯（Westelbeers）的当代庄园会议中心（EIGENTIJDSERF）。酒店经营产生的利润，不流向股东分红，而是通过基金会流向社会项目。

他们支持的项目包括：菲赫特助学基金会（Stichting Leergeld Vught），为贫困家庭儿童提供学习支持；埃因霍温“为成功而运动”项目（Playing for Success Eindhoven），通过体育激励学习；蒂尔堡IMC周末学校（IMC Weekendschool Tilburg），为弱势背景青少年提供补充教育；以及菲赫特国家集中营纪念馆（Nationaal Monument Kamp Vught），开展大屠杀纪念教育。董事会每月在一处地点开会，讨论两家酒店的经营和社会资助事项。所有董事每年领取的报酬仅为免税的1,500欧元。治理成本被压到极低，使命却被放得很大。

我忽然意识到，这里最值得讲述的，不是“酒店做慈善”，而是一种结构性设计：资产可以交易，但使命不可出售；商业效率不被牺牲，而是被转化为社会产出的引擎；客人不必额外捐赠，只要选择在这里开会、入住或举办婚礼，就在直接为一个青年项目提供资金。在场，即是贡献。

今天的贝亨庄园（Landgoed Huize Bergen），有约105间酒店客房和20间特色客房，以及多个会议场所，同时作为婚礼、宴会和餐饮场地运营。1960年代，企业开始越来越多地来这里举办培训和会议。1979年，“老孔雀楼（De Oude Pauw）”被出售，腾出空间建成三间新会议室和25间客房“金雉楼（De Goudfazant）”。此后，1994年的“孔雀楼（De Pauw）”、1995年的“夜莺楼（De Nachtegaal）”、1999年的“燕子楼（De Zwaluw）”、2016年的可持续酒店“植物园酒店（De Botanica）”相继落成。2024年，“果园楼（De Boomgaard）”以焕然一新的室内设计重新开放；2025年，纪念性的马车房（Koetshuis）也以全新面貌亮相。庄园获得了可持续发展标签的绿色钥匙金级认证（Green Key Gold），采购政策明确以企业社会责任为框架，承诺逐年提升采购的可持续性。一栋建筑还被提供给菲赫特（Vught）市政府，用于乌克兰难民安置。

现任管理者英厄·扬马特－范韦尔特（Inge Janmaat–van Weert）曾表示，吸引她来到贝亨庄园（Huize Bergen）工作的，正是在商业利益之外做出社会贡献。这句话，在参访中不断被现场印证：同一座庄园里，有人在准备婚礼，有人在开董事会，有人在为青年项目写资助计划。商业空间、文化空间与使命空间，不是彼此割裂的三层，而是同一套制度里的三种表情。

作为北京青年国际文化艺术协会的代表，我们长期关注青年文化与艺术，也一直在问非营利机构最现实的问题：捐赠不稳定怎么办？场地成本高怎么办？使命与营收拉扯时怎么办？贝亨庄园（Landgoed Huize Bergen) 给出的答案并不花哨，却很有力：资产锁定、利润使命化、治理低成本、社会效果可见。非营利不是不能经营，而是经营之后利润归谁、使命如何被制度锁住。

离开时，庄园很安静。我没有在访客簿上写太多，只在心里记下一句：把使命锁进制度。夏洛特·范伯宁恩（Charlotte van Beuningen）在1976年去世。她不会知道“社会企业”这个词。但她1949年的那个决定——“卖可以，但必须服务于社会目的”——在七十五年后，仍然定义着一座庄园、一家酒店、三个基金会，以及每年从中获得支持的布拉班特年轻人。